在古典文献中充满了将凯尔特人描述为“他者”的奇闻异事

古典文献中充满了将凯尔特人描述为“他者”的奇闻异事。例如,亚里士多德提到,在凯尔特人中,同性恋是被公开认可的。他告诉我们,凯尔特人把新生婴儿浸入冰冷的河水中,给他们穿很少的衣服,以此强健他们的体魄。

他还提到,令人费解的是,凯尔特人拿起武器反对大海。埃弗罗斯(斯特拉波曾引用他的观点)提供了这样一种观点:凯尔特人很小心地避免变得肥胖或大腹便便,如果一个年轻人长出大肚子,他就要受到惩罚。另一个无疑会让罗马人发笑的描写来自狄奥多罗斯。他这样描写凯尔特人长而下垂的胡子:“他们的髭须太长了,完全盖住了嘴巴,以至于喝东西的时候就像过滤一样。”即使这些描写是准确的,也很难说这种行为模式有多普遍。波赛东尼奥是叙利亚的希腊博学者,出生在奥朗提斯河畔的阿帕米亚。他曾在雅典学习,最终在罗得岛定居,在那里他建立了一所致力于研究斯多葛派的学校,这所学校闻名于整个地中海世界。

庞培和西塞罗都曾在此就学。他的著作覆盖面很广,除了哲学之外,还广泛涉及其他学科,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大约在公元前90年,他出发去地中海中部和西部游历。他的行程自然包括意大利和罗马,除此之外,他也在西班牙和南高卢四处旅行,就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凯尔特人。他四处旅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他伟大的著作《通史》收集资料,这部著作记录了罗马世界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前1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发展。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后来的作家所引用的只言片语。正是波赛东尼奥撰写的凯尔特人民族志为斯特拉波、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阿忒那奥斯,可能还有恺撒提供了信息。

作为一个斯多葛派哲学家,波赛东尼奥选择把凯尔特人描述成“高贵的野蛮人”,因此他被称为“温和的原始主义者”。虽然大多数描写凯尔特人的古典作家可能无意识地将凯尔特人定性为“他者”,但每个作家都会根据他的写作意图引入额外的偏见。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埃弗罗斯来说,这只是为了表明野蛮人与希腊人的不同,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在希腊和罗马世界与迁徙的凯尔特人发生直接冲突后,这种刻板印象有所改变。此时的主题是来自北方的无畏的野蛮战士考验了地中海居民的勇气,把他们磨砺得更加伟大。

对波利比乌斯、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和帕萨尼亚斯这样的作家来说,这提供了一个展示他们的世界和价值观优于“他者”的机会——文明战胜了野蛮,秩序战胜了混乱。凯尔特人的“他者”身份必须被强调,可能还要被扭曲,同时他们展示的威力使其被视作高贵的、值得尊敬的敌人,这一点必须被拔高到一定程度,只有这样希腊或罗马的胜利才可以被描述为一次伟大的胜利。这种描述一旦确立下来,凯尔特人作为“来自北方的危险”的比喻就一直存在于罗马人的头脑中。其他人也用他们对凯尔特人的胜利来体现自己的伟大。

拍加马是小亚细亚西部一个强大的希腊化城邦,在这方面尤其擅长。公元前279年,一大群凯尔特人在攻击了德尔斐之后进入了小亚细亚,并最终在安卡拉现在所在的地区中心定居下来。从这里,劫掠者威胁着周围的领土,尤其是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市。只有拍加马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取得了对凯尔特人的初步胜利后,国王阿塔尔一世在拍加马的雅典娜神殿建立了一座巨大的胜利纪念碑,描绘了战败的高卢人。著名的《垂死的高卢人》雕塑(为人熟知的是后来罗马制造的仿品)就来自这里。另一组群像描绘了一个高卢人扶着亡妻的尸体,正在自杀。

后来,在公元前168至公元前166年之间最终击败高卢人后,拍加马的统治者提出了更加夸张的说法。在拍加马的宙斯神庙里,有一座巨大的祭坛,上面装饰着一条巨大的高浮雕壁带,一边描绘的是宙斯和雅典娜击败巨人族的激烈场面,另一边是阿塔尔王朝的统治者征服高卢人的画面。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为了向更多的人传达这一信息,拍加马又在雅典卫城竖起了一座胜利纪念碑。这一次,浮雕显示了拍加马人击败高卢人的场景,与其呼应的是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击败波斯人的场景、神话中希腊人击败亚马孙女战士的场景和拍加马人的祖先击败泰坦巨人的场景。

显然,阿塔尔王朝声称自己是希腊文化反对混乱势力的功臣,因此是希腊人的天然继承者。然而,对带领着一支夏季突袭队来到爱琴海海岸的凯尔特首领来说,他是否愿意被这样抬高到文明之敌的高度,是值得怀疑的。公元前2世纪60年代,安那托利亚高卢人的失败意味着凯尔特人不再对希腊罗马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大约20年前,罗马人征服了生活在波河流域的凯尔特人,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拉丁殖民地。在阿尔卑斯山的保护下,罗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先前关于凯尔特人的比喻也由此被改写。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修正主义者是波赛东尼奥,他是一位来自叙利亚小镇阿帕米亚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50年。

除了被他人引用的部分之外,他的伟大作品已经遗失。波利比乌斯对罗马的历史叙述只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波赛东尼奥接续他的叙述往下讲。波赛东尼奥讲述的事件之一是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对山外高卢的征服和吞并。在这里,罗马人与凯尔特部落有了直接的接触,波赛东尼奥在他的作品中对当地人进行了民族志式的描述,其中有一部分以他自己的旅行经历为依据。后来的史学家阿忒那奥斯告诉我们,波赛东尼奥是“根据他的哲学信念”来组织他的讲述的。换句话说,凯尔特人现在是通过斯多葛派信仰的扭曲镜头被看待的,他们被描述成相当迷人的“高贵的野蛮人”。

他们非常勇敢,也很尊重勇者,他们对陌生人表现出毫无疑问的热情,他们被公正的祭司(德鲁伊)统治着。的确,他们喝得很多,有时也很吵闹,还有一些奇怪的习惯,比如收集人头,但他们“性格不坏”。在波赛东尼奥的眼中,这个民族十分纯朴,远比波赛东尼奥自己所在的文明社会更接近黄金时代。就这样,凯尔特人的形象开始被改变;他们不再是来自外界的凶恶敌人,而是随时可以成为政治盟友的邻居,或许更关键的是,他们可以成为商业上的伙伴。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可能是引用波赛东尼奥的话)简洁地总结了这一点:“许多意大利商人以他们一贯的对利润的渴望,将高卢人对葡萄酒的热爱看作他们的宝藏。

他们在可航行的河流上用船,在平原上用马车,把葡萄酒运到那里,并卖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他们用一罐酒就能换一个奴隶。”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公元前59—公元前51年),当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试图将帝国的疆域向北延伸到莱茵河而远征高卢时,他极度冷静地描绘了他所遇到的凯尔特人,无论是盟友还是敌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至少那些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罗马领土最为接近的部落,他们组织严密,社会和政治都很成熟。不同的部落追求他们各自的政治目标,但在需要的时候,当有魅力的领导人物出现时,他们会团结起来相互支持。虽然恺撒对他的敌人的描述,巧妙地反衬出了他自己的荣耀,但他对公元前1世纪高卢凯尔特人的描述很可能与现实相当接近。

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了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的蛮族社会。凯尔特人正在成为被罗马接纳的朋友。在凯尔特人之外,罗马人又有了新的敌人——日耳曼人,现在由他们承担起了未开化的蛮族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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